寻访智者大师故里

悠然见南山

寻访智者大师故里

——略谈监利天竺山北洲寺与西域东土

两圣僧杯渡禅师、智者大师

     · 任茂礼·

南北朝隋代之际，监利县出了一位杰出高僧，世称之为“东方释迦”，也是中国哲学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哲学家，他的名字叫智顗，被皇帝敕封为“智者大师”。

2018年早春的一天，风和日丽，大地一派生机。我应邀和监利县径行念佛团的几位朋友一起，驱车寻访智者大师故里天竺山北洲寺。

天竺山北洲寺位于监利县城西北三十公里，即今周老嘴镇所在地西约三公里处，监利至武汉的国道就途经这里。刚进周老嘴西郊，只见公路南则一片绿树掩映，亭廊曲回，碑林磅礴，景观宜人，这里是湘鄂西革命烈士陵园，中共早期领导人柳直荀等湘鄂西烈士就埋葬在这里。毛泽东主席悼念柳直荀的著名诗篇《答李淑一。蝶恋花》手迹，镏金镶嵌在硕大的浮雕屏上，庄严隽永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。

大革命时期，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、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就曾设立在周老嘴，如今这里是全国重点革命遗址保护单位。不仅如此，周老嘴以及周老嘴附近的天竺山一带，历史上还曾先后是古华容县、华容公国、成都郡（侨置）、丰都县、玉沙县、监利县治所所在地，文化底蕴十分深厚。

烈士陵园西侧，一条白色水泥道路穿过如画似锦般的田园直达天竺山北洲寺。

一、山不在高，有仙则灵

映入眼帘的天竺山，没有奇岩怪壁，没有古木参天，而是一个于一望无际水稻地里隆起的土丘，唯有散落于土丘满坡的秦砖汉瓦碎片在诉说着它的古老与沧桑。山上两幢殿宇一栋寮房呈品字形掩映在绿化草本丛中；坐北朝南的中轴主殿以及东则辅殿都在规划施工中。寺中住持法师年届不惑，兼任监利佛教协会副会长，知识广博，亦很健谈。寺僧介绍说，他早年出家，游方过粤、浙、湘、鄂等地，于   年巡游天竺山北洲寺，因有感宿世因缘，便在这里驻锡下来。他说：北洲寺始建于汉光武帝（-6-57)时期，比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汉明帝永平七年（64）还早一二十年。南北朝时期的智者大师七岁时就是在这里跟着母亲拜佛、诵《普门品》的。

二、何为“天竺”？

“天竺”是古代对当今印度和巴基斯坦南亚国家的统称。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记载“天竺国一名身毒”。唐初统称为天竺。

天竺山北洲寺之“天竺”是否与历史上西域佛教传入监利有关呢？多方寻访当地耆老都不得而知。不但北洲寺所在地名冠天竺山，而且天竺山所在地也叫天竺村，古今一如。这些都说明在这里曾经一定发生过与西域文化相关的重大事件。

《监利地名志》编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是新中国成立后，也是有史以来普查较为全面，收集较为详尽的一部地名专著。关于天竺，上面有这样的记载：

天竺大队：地处揭老公路东侧。以境内古有天竺山而得名。华容城遗址位于天竺大队三房台(村)附近,方园约十余平方公里。城址西沿有两大墓葬区,一西南向,一西北向,分别长 约百米,古砖碎瓦隐约可见,陶片刀币亦时有发现。城西北向有一宽约50米的开阔地带,传系古时通往江陵(当时称南郡)的车道。战国末期白起陷郢,偏师即沿此道东下容城。城南偏僻小径即著名的古华容道,曲折蜿蜒过毛市(自然镇)涉沙湖南下曹桥(村),长约12公里。三国时曹操赤壁败绩,曾抄此道狼狈北归。

天竺大队以境内古有天竺山而得名。华容城遗址位于天竺大队三房台(村)附近,方园约十余平方公里。城址西沿有两大墓葬区,一西南向,一西北向,分别长约百米,古砖碎瓦隐约可见,陶片刀币亦时有发现。城西北向有一宽约50米的开阔地带,传系古时通往江陵(当时称南郡)的车道。战国末期白起陷郢,偏师即沿此道东下容城。城南偏僻小径即著名的古华容道。

古天竺山(天竺山因何得名已难考信),即楚章华台遗址。文人墨客多涉此地,并留下了不少著名诗篇汉时,章华台已成废墟(毁于何年已不可考),征西将军马援曾在此废墟上修“百洲寺”。唐初,尉迟恭重又扩建,并请画匠绘“章台晓霁”缀以诗文挂于内壁。寺门大书对联云:

名著容城登八景
寺由汉室立千秋

可惜后来兵火叠径,古寺终至倾圯,仅存古画“章台晓霁”。清时录入《监利县志》,称“容城八景”之一。

此外，遍查《监利县民间文化三大集成》，“天竺山”名字由来仍一无所获。

三、《北洲寺碑记》

“功夫不负苦心人”。旧版清同治《监利县志》在监利县仅藏有二套，一套藏县档案馆，一套存县史志办公室，平时查阅不甚方便。好在2016年县地方志办公室重刊该志并赠予本人一部，悉心翻开旧志艺文篇，竟赫然发现一篇《北洲寺碑记》，有关天竺山北洲寺的来历尽载其中，令人喜出望外。碑记中云：

“容城天竺山北洲寺，何昉乎？稽诸父老所传闻，则自汉光武帝始也。汉遣马援征临沅，曾驻节容城。班师凯旋，民老幼妇女不惊，市贾不变。邑之人思慕其功德，不衰相与立祠祀。历代以来，废而复兴。邑人岁时展谒，必拜伏波将军。亦可知将国兵而为人之司命者，不在彼而在此也。迨后西竺僧普慧杯渡江上，飞锡峰头，炉无火而自焚，泉有宝而常聚，迄今乡人犹啧啧以为美谈。此天竺山北洲寺之所由名也。”撰述者张逢吉。

张氏何人？要识其文先识其人。经查科举，张逢吉：监利县人（所属乡镇不详），清康熙五年丙午（1666）举人，涞水（属今河北保定）知县。

肇启建寺时间汉光武帝年间与民间传说相同。有所出入的是建寺由来，民间传说是“马援征交趾（交趾，今越南河内）”率军过云梦，不期突遇大风浪，不能前行。于是，马援在这里拜祭神明，并许愿若得风平浪静，顺利出征，待得胜回朝，定来建祠答谢，永祀香火。果然风雨即停，马援率部一举平定了交趾郡二征造反叛乱；回朝后奏准皇上，在这里建祠祭祀。就是说北洲寺最早是由马援所建。

而碑记所载，系马援征临沅，曾驻部这里，军不扰民，秋毫无犯，邑人感德而立祠纪祀马援，即寺由乡人所建。兹看马援征临沅的历史记载：

《后汉书·马援传》：建武二十四年（48），湘西武陵五溪蛮（五溪是五条河的名字，都是沅江的支流）叛乱。武威将军刘尚奉命征讨，全军覆灭。接着，光武帝又派谒者李嵩、中山太守马成等前去征讨，也都遭到失败。“五溪蛮”成了光武帝乃至中原的心腹大患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这时，六十二岁的马援坐不住了，主动请缨。光武帝担心他年迈，不许。马援请求再三，并亲自上马表演了一番，以示英武不减当年。光武帝放了心，笑道：“矍铄哉是翁也！”于是，命令马援率军士四万人南征五溪。

    次年春天，马援率军到达临乡（今湖南桃源县）。适逢蛮军进攻临乡县城，马援指挥军队迎击，蛮军大败，斩获两千余人。后又与蛮军于下隽（今湖南沅陵县）、五溪、壶头山（今湖南沅陵东）苦战，双方对峙了几个月之久，汉军粮草消耗殆尽，主将马援也终因年迈体弱，感染时疫病死在沙场上。而马援“男儿要当死于边野，以马革裹尸还葬耳”的名言，流传至今，激励男儿勇于上战场，不怕牺牲。

依此可知，马援征临沅，驻军容城，乡人感念其功德为其立祠记念，应当比较符合历史真实，因此天竺山北洲寺的始建是乡人所立，祠祀马援。

但是，立祠纪祀马援，当初就称“北洲寺”吗？古代祭祀场所都称之为祠、庙；而“寺”是官署，是国家一级机构相关办公场所。如“大理寺”,官署名。相当于现代的最高法庭,掌刑狱案件审理。“鸿胪寺”，秦曰典客，汉改为大行令，武帝时又改名大鸿胪。鸿胪，本为大声传赞，引导仪节之意。大鸿胪主外宾之事。

东汉永平十年(67)，二位印度高僧应邀和东汉使者一道，用白马驮载佛经、佛像同返国都洛阳。汉明帝见到佛经、佛像，十分高兴，对二位高僧极为礼重，亲自予以接待，并安排他们在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"鸿胪寺"暂住。永平十一年(68)，汉明帝敕令在洛阳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兴建僧院。为纪念白马驮经，取名"白马寺"。"寺"字即源于"鸿胪寺"之"寺"字，后来"寺"字便成了中国佛教寺院的一种泛称。

因此，北洲寺的“寺”，作为祭祀马援场所的名称是不妥的，原因在于“寺”引伸用于佛教寺院，是马援生后多年的事情，且“寺”仅限用于佛教场所。

那么北洲寺最初何名？我们在《大清一统志》里找到了答案。《大清一统志。巻二百六十九》载云；“马伏波祠：有三：一在江陵县东草市，一在石首西南，一在监利县北八十里，祀汉马援。”也许这三地都是马援征临沅所驻军过的地方，其德风所被，一同感戴。可以说天竺山北洲寺，古为古容城“马伏波祠”。《隋书地理志·荆州》云：“大抵荆州率敬鬼，尤重祠祀之事。”盖也为佐证。

思君

四、天竺神僧杯渡禅师 《北洲寺碑记》载云：“迨后西竺僧普慧杯渡江上，飞锡峰头，炉无火而自焚，泉有宝而常聚，迄今乡人犹啧啧以为美谈。此天竺山北洲寺之所由名也。”却原来古容城“马伏波祠”，迄此由于“西竺僧”杯渡禅师的住锡，则地借名为“天竺山”，祠改名为“北洲寺”，一个神明祭祠场所变更为佛教伽蓝，实现了它宗教意义上的融合与飞跃。 杯渡何许人也？ 据《大藏经·梁高僧傳·卷十》记载：“杯渡禅师为南北朝刘宋时代来自天竺的佛教僧人，不修细行，神力卓越，世莫测其由来。”当初人不知他的姓名，但因他常以木杯放水中泛行渡海，故此称其为“杯渡”。 据说杯渡是把佛教传入地藏菩萨道场九华山的第一人。《乾志》四十二：“东晋隆安五年（401），佛教由天竺高僧杯渡禅师传入九华山。”“九华化城寺，始于晋隆安之五年，初名九华。唐建中初，郡守张岩，表请敕赐今额，天竺杯渡禅师所筑也。” 嗣后元嘉年间（424-453），杯度自称：“贫道当向交广之间不复来也”云云。当时的交广地区相当于现在的广东省、广西省和越南北部。据《嘉庆新安县志》卷之十八胜迹略云：杯渡“憩邑屯门山，后人因名曰杯渡山。复驻锡于灵渡山，山有寺，亦名灵渡寺。”“新安县”即今深圳市；“屯门山”即今香港青山。“杯渡仙踪”曾列入新安八景之一。青山禅院位于香港屯门区西青山山腰，是香港三大古寺之一。原名杯渡寺，是香港的三大古寺之一，寺内的遗迹有杯渡庵、杯渡禅像等，当年青山人文景观如今仍为不少游人所称颂。 关于杯渡禅师的名字，传无明载，但地方文献有迹可循。《乾隆太平府志》卷十四《重建单传阁记》有这样记称：“太平州隐静寺实杯渡尊者道场，江左大迦蓝(寺院)也。”《太平府志·古迹·寺观》载：“隐静寺，在县东南三十里隐静山，一名五峰寺。刘宋（420-479）杯渡禅师建，旧额‘江东第二禅林’。宋大中祥符间（1008-1016），改普慧禅寺。”“明洪武初（1368年为洪武元年）改今名。”太平府治所在今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，这就是说隐静寺，初为五峰寺，杯渡禅师重建后更名“普慧寺”，明代改今名。杯渡禅师重建五峰寺后更名“普慧寺”想必“普慧”关联杯渡禅师，且后改今名“隐静寺”亦指杯渡禅师栖隐地。如果这个设想成立，那么此“普慧”与《北洲寺碑记》中的“普慧杯渡”相吻合，说明“普慧”是杯渡禅师的名字，“杯渡”是他的指代名称。 同时，《北洲寺碑记》还记述了杯渡禅师运化神通的两个重要情节：一是无火自然，井涌百宝，其宝井遗址犹存，为乡人所传诵。二是“飞锡峰头”。据说杯渡禅师游化四方，凡测度胜地的时候，常用“飞锡”神通，就是把袈裟包裹锡杖扔向空中，锡杖飞向之处便是胜地。可见昔日的杯渡“飞锡”，有如今日的电子雷达，赋人以千里眼功能，探万物于目前。杯渡禅师既然飞锡而来，天竺山北洲寺必是胜异之地。杯渡禅师如此神通广大的西域神僧，是不会无缘无故地来住锡天竺山北洲寺的，一定是有大事因缘。什么大事因缘？恐怕世人至今不明。据传记云：杯渡禅师游化南州（即今江南江汉），过一陈氏人家时，特地对陈家人作悬记，说他们是善门之家，祖上有德，日后会出有大福报的人，并在陈家门上写了“福径门，灵人降”六个大字。 传记中并无记述陈氏名谁，最终出了什么样的人。传记之外的多年后，南州果然有人天景仰的高僧，人称东方小释迦，“八相成道”在陈氏人家降诞，法名智顗，俗名陈德安。 五、颖川世家，迁居容城 《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》（门人灌顶撰）载云：“大师讳智顗，字德安，俗姓陈氏，颍川（今河南许昌）人也。高宗茂绩，盛传于谱史矣。暨晋世迁都，家随南出，寓居江汉，因止荆州之华容县。父起祖，学通经传，谈吐绝伦，而武策运筹偏多勇决。梁湘东王萧绎之荆州，列为宾客，奉教入朝领军。朱异见而叹曰：‘若非经国之才，孰为英王之所重乎？’孝元即位，拜使持节散骑常侍益阳县开国侯。”由此可知，智者大师俗姓陈，字德安，祖籍颖川今河南许昌人，晋代随朝廷自洛阳迁都建康（今南京）而迁居荆州华容县。古华容县即今监利县（今湖南之华容县是隋开皇十八年（598）由安南县改置），古华容县治所在古容城即今周老嘴镇天竺村。至智者大师出生时，陈氏人家已迁居这里近200年。 智者大师祖上陈家为颖川贵族，为什么没有随朝廷南迁当时京都南京，以至智者大师父亲陈起祖文才武略时为东湘王、荆州刺史萧绎的重要智囊，并助萧绎在荆州立帝，功封持节使、散骑常侍、益阳开国候，也没有官居后梁之都荆州，而是僻居容城呢，其中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和久远的文化承续。 汉末魏晋是中国历史上士族门阀制度最为鼎盛的时期。东汉末年以来，地方上的世家大族对政治起着巨大的作用，士族名士成为士大夫的核心。颍川陈氏正是以汉末大名士身份起家成为当时的巨姓望族，世代传袭，名重魏晋。汉末魏晋颍川陈氏家族成员陈寔、陈纪，陈群、陈泰、陈佐、陈坦、陈眕等十三人史实见载于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晋书》、《宋书》及《世说新语》等书。颍川陈氏可谓为当时的一流高门。所以智者大师别传中云：“高宗茂绩，盛传于谱史”。 晋永嘉五年(311)，晋王朝内部刚刚平定“八王之乱”，外又遭北方割据势力汉赵刘聪遣石勒、王弥、刘曜等率军攻晋，在平城(今河南鹿邑西南)歼灭十万晋军，又杀太尉王衍及诸王公。旋攻入京师洛阳，俘获怀帝，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。是为永嘉之乱。 永嘉之乱后，晋朝统治集团南迁，定都建康(今南京)建立东晋，史称衣冠南渡。衣冠，古代士以上戴冠，因用以指士以上的服装。衣冠南渡，指大批缙绅﹑士大夫及庶民百姓随之南迁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人口南迁，据现代史学工作者统计，这次迁徒人口达90万，占全国总人口450万的20%。南迁的中下层民众，大多集中安置在江南、福建一带，如福建新设晋安郡，即是晋人集中安置之所。而少部分士大夫上层阶级，他们本身则因政治而游走宦海、因经济而求田问舍、因文化而纵意肆游、因出身而免除税役，既游离于集中安置政策之外，又不被居住地官吏所辖，被称之为“游宦”。智者大师祖上大概属于此类，这是智者大师祖上迁居容城的原因之一。 此外，容城与颖川还有一个文化关连上的重要因素。何为容城？春秋战国时期，许国（今河南许昌、晋时的颖川），遭到郑国的侵略，请求楚国保护，得到了楚王的允许，后经过很多周折，终于在公元前576年在监利境内建立了容城国，成为楚王的附庸国。许国外称许国，内称容城国，是国中之国，所以称之为容城。《春秋左传》：成公十五年（-576）“许灵公畏逼于郑，请迁于楚。”《春秋•定公四年（-506）》：“许迁于容城。” 楚国为什么不直接吞并许国还允许许国在自己境内存在呢？“卧榻之侧,岂容他人鼾睡？”其实，楚国有楚国的划算。楚国要掌控一个地近周天子所在地洛阳的流亡政府，以便日后以协助许国复国为借口，挥师北上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以实现“问鼎中原”之梦。 许国侨置于容城这段斑澜历史曾彪炳于史册，想必来自许国亦即颖川的智者大师的先祖们，对容城这个曾经的第二故国，是不同于旁人，至少在文化上会有某种莫名的亲近感的。 容城即汉华容县治所，由于容城境内有楚王行宫章华台，遂取“华美容城”之义名“华容县”。《水经注》晋杜预注：“台在今华容城内。”《湖北省建制沿革》：“《清一统志》梁（555-587）废华容入监利。”宋沈括《梦溪笔谈》：“华容即今之监利，非岳州之华容也，至今有章华故台在县郭中。”《湖北通志》：“周老嘴关西三里为华容县故城。” 潘桂明（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、苏州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、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）《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·智顗评传》：“智顗，字德安，俗姓陈。陈氏祖籍颍川(今河南许昌)”。“永嘉南渡之际，为躲避北方战乱，陈氏一家随之南迁，寓居荆州华容（今湖北监利县西北）。”以上一系列典籍文献，与《天竺山北洲寺碑记》互鉴不悖，一致说明今监利县天竺山北洲寺即智者大师故里。

思君

六、智者大师生平
智者大师名智顗，字德安，生于梁武帝大同四年(538)，圆寂于隋文帝开皇十七年(597)；世寿六十，僧腊四十。师俗姓陈，祖先原居今河南许昌；晋朝时，先人因避乱而迁居荆州华容，华容城在今湖北监利县周老嘴天竺山附近。父陈起祖，母徐氏，二人均虔信佛教。徐氏生大师前，曾夜梦五彩祥云萦怀，又三梦口吞白鼠。师诞生之夜，室内竟然无灯自明、光照粲然，直到隔天早上。正当陈家为再度添丁、准备杀猪宰羊大事庆祝一番之际，意外发现火灭汤冷，始终无法生火烧开洗擒猪羊的用水。适巧，当时有两位僧人扣门相告，对起祖公说：“善哉!善哉!府上二公子宿植德本，日后将出家为佛门龙象。”师自幼“卧便合掌，坐必面西”。稍长，大师一见佛像便虔诚礼拜，每逢僧人必恭敬以待。七岁时，大师喜往佛寺，得寺僧口授《普门品》；大师将经文读过一遍即能背诵，诚宿慧之开显也!

大师十八岁时，师依止湘州(湖南、广东与广西交界处)果愿寺法绪和尚出家，随后师事慧旷律师，并诣大贤山(湖南衡阳南部)读诵《法华经》、《无量义经》与《普贤观经》，大师于二十天内，即穷尽此三部经的奥义秘旨。

陈文帝天嘉元年(560)，师二十三岁，至河南大苏山亲炙慧思禅师。师徒二人初会面时，思师即叹曰：“昔在灵山同听《法华》，宿缘所追，今复来矣!”大师在慧思禅师的指点下修习“法华三昧”，经十四天的用功，当读诵《法华经·药王菩萨本事品》至“是真精进，是名真法供养如来”时，大师寂然人定，亲见灵山一会俨然未散。大师将定中所证之悟境向慧思报告。思即叹：“非尔弗证，非吾莫识。所入定者，‘法华三昧’前方便也；所发持者，‘初旋陀罗尼’也。纵令文字之师千群万众，寻汝之辩，不可穷矣!于说法人中，最为第一。”尔后慧思每令大师代为宣讲经论；大师“智方日月，辩类悬河。”

七年后，奉慧思“传灯化物，莫作最后断种人”之严命，与“汝于陈国有缘，往必利益”之指示，偕法侣二十七人至金陵(南京)弘化，时年三十岁。大师于金陵瓦官寺八载，宣讲《大智度论》、《次第禅门》等经论。

陈太建七年(575)秋，大师依先前梦兆迳往浙江天台山，时年三十八。大师初抵天台，即获居山三十年之定光老禅师的全力护持。定光对大师说：“山下有皇太子基，可造寺院。”大师问道：“如今盖草舍尚且困难，不知何时才能办到?”定光答说：“今非其时，待三国(北周、北魏、南陈)统一后，自有贵人来造此寺。”定光更预言：“寺若成，国即清!”大师因此萌发建寺之愿。

大师住锡天台山前后十年，建立天台宗完备的理论体系，使天台宗发展演变为最具中国本土佛学特色的宗派。建立“教观并重”、“五时八教”、“五重玄义”、“一念三千”、“六即佛”等思想体系博大精深的天台宗。

隋文帝开皇九年(589)隋灭陈，师率众避难于庐山。开皇十一年(591)，大师五十四岁，复应晋王杨广(即日后继位的隋炀帝)礼请，到扬州为彼授菩萨戒。晋王对大师赞叹说：“大师传佛法灯，宜称智者!”此后，人们便以“智者大师”尊称之。
开皇十二年(592)，师归故里荆州；为报答生地之恩，于荆州当阳县玉泉山建寺，宏扬佛法。“隋开皇十三年（593），智顗返乡游学，江汉一带数百名僧闻风前来朝拜”（《监利县志》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）。说明智者回荆州次年，便回到故里监利，亲近生于斯养于斯的这片故乡热土，并受到乡梓远近缁白二众闻讯前来供养朝拜。开皇十七年(597)，大师示寂于天台山，遗书晋王杨广曰：“山下一处非常之好，请敕建一伽蓝，不见寺成，瞑目为恨!”杨广不负大师命，于隋仁寿元年(601)完成该梵刹的兴筑(初名天台寺，后隋炀帝赐额为国清寺)，遂成为天台宗祖庭。大师也因为对中国佛教所作的巨大贡献，而被尊为“东土释迦”。

结语：

净土宗十三祖师印光大师说：智者大师乃“古佛应世”。既谓“古佛应世”，必有“一佛出世，千佛拥护”。

西域神僧杯渡禅师飞锡天竺山北洲寺，可以理解此举全程是为了智者大师“古佛应世”而来，首先，为陈氏人家手书“福径门，灵人降”，悬记智者大师降诞陈氏人家。正如《高僧传》卷第九、十〈神异〉云：杯渡“或显现神奇，遥记方兆”。其次，融合儒释二道，重建马伏波祠为北洲寺，传佛教入容城。正是因为有了北洲寺，才有智者大师“父陈起祖，母徐氏，二人均虔信佛教”。才有智者大师七岁时，得往佛寺，蒙寺僧口授《普门品》，读过一遍即能背诵，开显宿慧。再者《智者大师别传》：“至年七岁，喜往伽蓝。”伽蓝即天竺梵语，音译作"僧伽蓝摩""僧伽蓝"。原意是指僧众共住的园林，即寺院。后引伸为伽蓝土地的守护。《别传》喜往伽蓝，与《北洲寺碑记》所记该寺已由儒家神明祭祀场所改变为佛教伽蓝的历史相吻合。

总之，“法不孤起，仗境方生。”当年西域与东土人文信仰在这里互鉴相融，中原文明与南蛮文明在这里风云际会，因缘和合，降诞了一位伟大高僧；一千五百年后的今天，时代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我们在这里抚今追昔，发拙这一历史文化，它将为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，助力社会发展进步焕发出绚丽而灿烂的光辉。